若以现代理念予以观照，庄子逍遥游宣扬万物（人）之自由，齐物论宣扬万物（人）之平等，二者放在一起看，庄子的慧见常常触动我的內心，他从个人存在主体的体认和感受去探掘生命的内涵和意义，在充斥着物欲的世界上，寻求生命活动的主体性——物物而不物于物。

《周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像自然的恒常不变，人的壮心也迄无止息。

踩到地面的霜，便知道冰雪寒冬快要到了，这是顺应自然规律。朱、曾两位用的都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的典故：程颢书斋窗前，茂草芊芊，覆阶掩砌。所以，《象》辞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系辞》指出：《易》之为书也，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君子应效法天道之健，自立自强，奋发进取。

如必风顺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就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九字箴言刻在沐浴之盘上，用以警戒惕励自己。要解决经术的经世问题，必须经、史兼读。

这也正是黄宗羲1668年离开绍兴证人讲会的根由。显然，这是一种非章句化的主张。此时应试士子与讲学家一样，基本上凡一经四书以外都不读，甚至认为读之外的经书会有碍甚至有害于科举考试。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中华书局，1985年版。

因此，他对于不读书便想作圣的观念和作法不屑一顾，甚至持批评态度。二 成圣即成为圣人始终是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儒家所有学派都不可逾越的一个视界，任何一个学派、任何一个大儒都必须对此做出自己的回答。

黄宗羲反对只是把经作为阐发义理的工具，他主张必须把经文客观化与对象化，且在与心的二元对立中经必须被置于优先的地位，而把心置于从属的地位。他的讲经活动和经学思想影响了一地（浙江）一代（清代）的学风。其次，黄宗羲所主持的讲经会破除了朱子理学对经义的独占。《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19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事功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在讲经会前后持续的八年间，自《大易》至《春秋》以次毕讲。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甬上证人书院记》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因此，经书已不再只是作为心之解悟的工具，而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客体和对象。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

在此，全祖望只谈到了黄宗羲对于空谈心性、不求经世应务学风的反拨和校正，未涉其他。因此，在他的主持下，甬上讲经会讲经先从《易经》开始，每讲一经，必尽搜郡中藏书之家，先儒注说数十种，参伍而观，以自然的当不可移易者为主。

研究经书的目的也不再是开发心中的义理，而是为了准确地了解古代之礼乐制度。黄宗羲认为，要讲求文献的准确性，首先必须为经文注解立一些规矩和限制。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其为圣贤之学者，又往往疏於经世，见以为粗迹而下欲为。注释： 黄炳垕：《黄宗羲年谱》，第12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在第一个时期，尽管黄宗羲于16岁时遵照父亲的遗嘱拜刘宗周为师，尽管他也曾用心于学术，公至是发愤，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但此时的黄宗羲主要是跟随父辈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从事直接的政治实践活动，而未潜心于学术。

虽然黄宗羲在主持讲经会时并未忘记躬行刘宗周的道德哲学，即外在的诵读最后要与内在的心性合一，亦即经席辩论是为了身心性命，不能够见外而遗内，但是，后来黄宗羲讲经的份量大大超过了身心性命，讲经会友们所欣赏的都是摆落心性之谈、实讲礼乐制度的思想家。梁启超亦有言： 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

始为正路，舍是则旁蹊曲径矣。《姜定庵先生小传》，《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国故论衡·原经》，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版。三 对于治学，黄宗羲并不沿袭前人，他非常强调自得，对于治经他也是如此，他有着自己很有见的的主张。

四 从史料上来看，黄宗羲关于经学并没有再多的专门论述，他的经学思想主要是在其讲学实践中围绕阐述成圣思想和修正阳明心学而展开的。这些思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心学与文献、心学与现实以及心学与佛老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对于清代浙东乃至全国的学术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4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宋明时期，陆王心学对成圣之路进行了改装，提出明心见性，一旦豁然贯通，即可成圣。

所以，在讲经会上，他要求会友们每读一经时都要尽可能地搜集古今各种版本的注疏进行对照研习，于是为讲经会，穷搜宋、元来之传注，得百数十家，分头诵习。作为刘宗周的及门弟子，黄宗羲30多岁时在奉王母避之山中时，才大发箧衍，默体遍勘，始悟师门之学，为集儒先之大成。

进入 程志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黄宗羲 经学 客体 整体 。《高旦中墓志铭》，《黄宗羲文集》，第14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越中地区是阳明心学的滥殇之地，此地士人所学及所习的都是阳明心学，都主张明心见性、反观自得和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而习于束书不观、澄神默坐。道之不能达之于事功，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

为了缓解心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黄宗羲还倡导经学须经世应务。黄宗羲在主持甬上讲经会、讲授蕺山之学的过程中，阐发了自己的经学思想。所以，学术要经世致用，必须既要以六经为根柢，又要经史兼读。黄宗羲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极力想冲破传、注之重围，以便使读经活动得到客观的正解。

这体现出一种理性觉醒的新意和进步性的启蒙。不懂传注的错误，也不能通经。

《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2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黄梨洲文集》，第31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为此，黄宗羲重新诠释了事功与仁义（经书）的关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5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